抓住这两个“1%”，中国就能以最小代价取得抗疫胜利！

根据武汉和纽约的情况，就可以反推出：为了让全民感染率在整个疫情周期结束后保持在1%以下，那么当0.1%的人感染时，就需要启动“一级防疫”措施——“封城”。

综合上述四个前提，可以回答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什么时候需要“封城”？答案是如果在某个时点决策“封城”，然后能保证全部防疫手段尽出的情况下，在流行周期结束后回顾数据，病毒导致的死亡率没有超过10人/10万！这意味着一个1000万人的大城市，用最优化的防控措施，如果能做到在整个疫情结束后，不超过1000人死亡；而按1%的病死率倒推即10万人感染，全民感染率正好也是1%。在一波疫情流行期，全民不超过1%的感染，感染者1%的死亡，这两个“1%”，就是我们的防疫目标，就是我们社会对新冠病毒的“可接受的痛苦指数”，换句话说，就是成功的防疫。防疫能做到这个地步，就够了！

“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具体来说，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可以被禁止，而人类依旧能够生存，同时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会几近于0。那为了每年挽救数万人的生命，人类社会为什么不禁止交通工具呢？显然不会！社会要正常运转，我们选择了继续保留交通工具，这同时意味着每年会死亡数万人。对这些逝者的亲人来说，他们的痛苦是100%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全社会为了保持正常运转“可接受的痛苦指数”。我们把中美两国的数据折中一下，可以认为这个指数是10人/10万的死亡率。这是前提一。

冰岛数据：https://www.covid.is/data

4、在防疫方面，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非常明显！因为中国社区“网格化管理”和全民怕死的心理特征，特别是可以对“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的行政手段，这使得中国可以在日常“二级防疫”（疫民防疫），就能达到“两个1%”的防疫目标！这是我们相比欧美国家，在防疫工作中最大的优势！换句话说，不要因为武汉疫情蔓延误导了大家的判断力——武汉是有特殊情况的，是我们和全新病毒的第一次“遭遇战”，那个时候的防控手段是“宁枉勿纵”。但现在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再需要额外付出过多的社会成本，科学防疫，只要做好日常“二级防疫”，就能取得防疫的胜利！

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为此，我需要创立一个概念：社会“可接受的痛苦指数”。

2、防疫手段要分级：不同地区、不同疫情阶段，我们需要不同的防疫手段。垃圾都开始分类了，防疫怎么能“一刀切”呢？！概括来说，我们防疫需要两个级别：

5、退一万步说，万一秋冬季季节因素，再加上某地运气特别不好，散发的几个感染者都是“超级传播者”，导致疫情开始蔓延。那么啥时候启动“封城”的一级防疫呢？“封城”这个大杀器，一般能在1-2周时间，就迅速将原本大于3的R0降低到1以下。我们看武汉的数据：武汉这次疫情结束后，感染总人数5万多。而武汉封城之前，因为无法普及核酸筛查，当时已经有大量感染患者。分析人士一般认为在1月23日 ，武汉已经感染患者在5000-10000之间。这样对比可以看出，武汉疫情周期内，全部感染患者大约是“封城”时点感染患者的10倍。类似的，纽约在3月19日开始lockdown差不多有2万实验室确诊患者，但因为“轻症居家隔离”这些做法，使得其“传播链追踪”没做好，造成现在累计感染者30多万。如果纽约能像武汉做到的“轻症集中隔离”等措施，全部感染患者大约是“lockdown”时点感染患者的10倍。

目前看来，新冠疫情会长期存在。我们采取“二级防疫”，基本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就是“常态化”防疫。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城市的疫情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需要启动“一级防疫”？也就是封城，“全民防疫”？

（2）疫情周期内，一个地方增加10人/10万的死亡率，这虽然很痛苦，但这个痛苦是全社会为了保证正常运转所能接受的“痛苦指数”

1、抗疫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巨大。除了显而易见的因为停工、停课造成的全社会经济损失，抗疫还有下面这些巨大的“隐性”成本：

纽约抗体样本报告：https://xw.qq.com/cmsid/20200424A05DBU00

此外还要特别反对这样的一种观点：只要谈防疫的“成本”和“代价”，就好像冷血、不尊重生命——这种胡乱“扣帽子”是非常无理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防疫要从整体的角度看待问题，科学防疫，把社会的整体损失降到最低，这才是大爱，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1）防疫有成本，我们每个人都是防疫的“代价”。要精准防疫、科学防疫，用最少成本、最小代价取得防疫的胜利。

（4）一些防疫措施泛滥，产生次生灾害。如因为长时期戴口罩，可能影响呼吸问题，特别是青少年。而复课以来，已经有几例中小学生戴口罩，运动猝死的悲剧！全民测量体温也是如此，越来越形式主义。

（3）新冠病毒不到1%的真实病死率，不超过1%的全民感染率。在一个疫情周期内，只要抓住这两个“1%”，抗疫就取得了胜利。而不需要再额外付出超高代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1）二级防疫：这是在疫情没有爆发，只是散发阶段适用的防疫手段，主要就是“传播链追踪”。这包括：及时筛查发现确诊患者、及时隔离确诊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与此同时，全民生活维持正常，比如公共场所不需要戴口罩，不需要测体温。这个阶段的防疫，社会其他人员正常生活工作，只有与疫情有关的人员参与防疫，可以算“疫民防疫”

综上，“防疫”是有巨大的成本的。防疫的“代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片面的强调“不惜一切代价”防疫新冠病毒，会不必要地牺牲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杀敌八百自损一千，这不科学！

（6）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有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这能让我们比欧美国家小得多的代价取得抗疫胜利。所以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科学防疫、精准防疫！手里一把好牌，别打臭了！

（4）传播链追踪，是非常有效的防疫手段。在目前“传播链追踪”为主的日常“二级防疫”模式下，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其实就已经能保障我们的防疫胜利！并且同时，社会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需要戴口罩、不需要查体温、国外的留学生可以回国，湖北人能自由流动！

武汉抗体样本报告：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jmv.25904

但显然，病毒感染不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不会传播，而病毒感染有传播性！疫情当地如果不采取措施，病毒带来的死亡率不可能静止保持在10人/10万之下，而是会快速蔓延升高。所以必须我们全体社会支付“代价”来做防疫工作，将一个流行周期内的死亡率“压低”下来。因为防疫有巨大成本，所以从整体社会利益角度考虑，“压低”病毒导致的死亡率不应该无限度，而是“压低”到小于或等于社会“可接受的痛苦指数”10人/10万即可。这是前提三。

（1）防疫措施造成医疗延误，使得其他疾病重症患者死亡或预期寿命缩短：如微博已经有例子，武汉突发脑溢血患者，因为无法出示最近7天核酸检测，医院拒绝手术，患者去世；此外，在武汉封城期间，大量其他疾病重症患者求医无门，非常痛苦。新冠患者的生命是生命，其他疾病患者的生命也是生命啊！

（5）退一万步，如因秋冬季节因素或“超级传播者”，疫情社区蔓延，什么时候启动“全民防疫”的封城模式？0.1%的全民感染率或0.02-0.05%的实验室核酸阳性感染率。

多说一句，因为疫情都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一个城市的防疫策略，这里的“全民”是指这个城市的全部常住人口。同理可以推导到一个省、全国。

（纽约等城市R0的动态估算。数据来源：Differential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Timing

总结：

同样道理，当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如果其在某地一个流行周期（一年），当地人民为了保持既往的生活模式，是可以接受小于或等于10人/10万的死亡率这个“痛苦指数”。这是前提二。

3、在2017年，美国人口3.28亿，当年因交通事故死亡38,659人，死亡率11.8人/10万；在2018年，中国人口14亿，当年因交通事故死亡63,194人，死亡率4.5人/10万（数据来源：美国，NCHS；中国，中国统计年鉴）

（2）经济下滑，人民收入水平降低，会造成每个人的预期寿命减少。人均GDP和国民的寿命预期存在强正相关！

这里说的是真实感染人数，而不是实验室核酸确诊的感染。真实感染人数要比实验室核酸检查人数大；但因为国内核酸检查越来越普及，所以两者的比例关系也在缩小，可以视为2-5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实验室核酸确诊人数来看，可以换成：如果一个城市的疫情蔓延，导致0.02-0.05%的人被核酸检出新冠病毒阳性，则这个城市可以考虑“封城”。

截止5月31日，全球有6,156,914确诊感染患者，治愈2,737,039人，死亡370,918人，粗病死率6.02%。这里“确诊感染”是指实验室核酸检测为阳性。但存在大量被感染而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人，如果把这类人算上，实际的粗病死率会小很多。根据纽约的抗体样本、武汉的部分抗体样本估算，上述这些未核酸检测的感染者大约是“确诊患者”的10倍。因此，新冠病毒的真实病死率，大约在0.5-1%之间，是季节性流感的5-10倍。这个数据也可以被冰岛的样本验证。这是前提四。

（2）一级防疫：这是在“二级防疫”依旧没控制住疫情，反而疫情开始爆发阶段适用，主要就是“封城（Lockdown）”。这是防疫的“大杀器”，对社会生活影响非常大，不可轻率使用！这主要包括停工、停课，社会生活基本暂停，公共场所需要戴口罩，全民居家防疫。这个阶段是全民参与防疫，可以算“全民防疫”

（3）经济下滑，长时间被封闭在家里，会造成刑事案件增多，以及大量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我们用这个模型看一下北京的情况：北京目前常住人口2000万，那么如果实验室核酸阳性检出有4000-10000人的时候，可以考虑“封城”；再看舒兰的情况：舒兰60万常住人口，如果万分之五实验室检出核酸阳性，则300人感染的时候，可以考虑“封城”。但现在实验室检出不到20人就封城了，这显然是“过度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