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谈世卫大会决议：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根本没有市场 按照血缘关系

论文第一作者、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认为，B型病毒之所以在东亚地区大流行，很可能因为其更适应该地区人群。我们似乎看到东亚地区的病毒突变率比其他地区更慢。

研究小组分析了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间测定的各国患者感染的新冠病毒基因组。结果发现全球新冠病毒分为三个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不同“变体”，分别标记为“A”、“B”和“C”。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主要感染的是A型病毒，在武汉居住的美国人中也发现了A的变异版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A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因此被研究人员称为“原始类型”。按照血缘关系，B由A变异而来，二者相差两个突变，C由B变异而来，二者仅相差一个突变。

4月8日，来自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文章《新冠病毒基因组系统进化网络分析》，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可划分三种类型，且在美国大量流行的可能是“原始类型”。

福斯特指出，该研究可用于帮助锁定“零号病人”，确定相关病毒类型，以便设计临床试验、研制药物和疫苗。

福斯特介绍，因为有太多的快速突变，传统手段很难清晰地追踪COVID-19家族树，研究人员专门使用了一种“数学网络算法”技术。此前，该技术主要用于分析DNA以绘制史前人类种群活动图。这是其第一次被用来追踪冠状病毒的感染途径。

据澎湃新闻，5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欧盟提出的应对新冠疫情决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方为何参加共同提案国？

武汉甚至整个东亚地区主要流行的是B型病毒。

论文中涉及的样本数量较小，仅包含全球160个病毒样本。目前，研究小组已经将分析扩展到了1001个新冠病毒基因组。福斯特透露，虽然这一后续研究尚待同行评审，但能表明，新冠病毒在人类中的首次感染和传播发生在9月中旬至12月初。

赵立坚表示，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9日协商一致通过了新冠疫情决议，中方表示欢迎。决议明确认可和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呼吁会员国防止歧视和污名化做法，打击错误、虚假信息，在研发诊断工具、诊疗方法、药物及疫苗、病毒动物源头等领域加强合作，并适时对世卫组织应对疫情工作进行评估，这些均符合中方立场主张，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中国不仅参加了协商一致，而且同140多个国家一道，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中方希望世卫大会刚刚通过的这个决议能够得到全面和准确的贯彻。至于个别媒体造谣说中方“被迫”参加决议共同提案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是，中国同大多数国家一道，坚决打掉了个别国家将溯源和评估问题政治化的企图，确保了决议的客观公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主动参加了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们奉劝个别国家，不要再编造谎言，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了。

关于病毒溯源问题，决议基本参照5月1日《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建议的措辞，将溯源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查找动物来源、中间宿主和传播途径，目的是为了国际社会未来更好地应对疫情，这也是世卫组织和谭德赛总干事提出的建议。的确，有个别国家在磋商中要求将病毒溯源作为优先事项，但绝大多数国家认为当前重点是疫情防控，不赞成将病毒溯源作为优先事项，拒绝了有关措辞。这说明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根本没有市场。

关于对世卫组织进行评估问题，决议提出，评估由世卫组织总干事同会员国协商后进行，目的是审议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经验，并提出未来工作建议。世卫组织曾对甲型H1N1流感和埃博拉应对工作进行评估，这是世卫组织在每次应对重大疫情后的惯常做法。决议要求评估进程是逐步、公正、独立、全面的，这四个词十分重要，意味着评估不能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另据本报记者了解，该研究方法目前尚存争议。

C型则主要集中于在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在新加坡和韩国等地也有少量存在，在中国内地并未找到。